为分到“糖”吃,民进党派系内斗“刀刀见骨”******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吴薇 王琪】由蔡英文一手主导的“行政院”改组,在1月31日画上了句号,但民进党内部不同派系间的2024“卡位战”,或许才刚开始走向白热化。纵观新“内阁”的人事安排,最明显的就是“派系共治”和“派系平衡”,但即便几大派系能够“雨露均沾”,“政治分赃”依然是民进党内斗不变的主题。而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只为权力,不为发展”越来越失望。
四大派系“都有糖吃”
先来看一下这次台“行政院”改组,各派系分到的位子:英系的陈建仁出任“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是新潮流系、但与英系交好的郑文灿,属于“正国会”派系的前基隆市长林右昌出任“内政部长”。部会副首长层级,也基本上延续了该路线,像“涌言会”的阮昭雄出任“侨委会副委员长”,新潮流系的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任陆委会副主委。用台媒的话说,“各派系都有糖吃”。
上文提到的就是目前民进党内的四大派系。1986年该党创立之际,由在野政治人物与地方人士结合而成,各有其不同的政治理念,随后逐渐演变成派系。其中新潮流系的前身为1983年成立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可以说,“先有新潮流,后有民进党”。英系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后成立,以“小英之友会”为主体,代表人物包括陈建仁、高雄市长陈其迈等。“正国会”成立于十几年前,以“立法院长”游锡堃为代表,主要政客包括刚出任“内政部长”的林右昌等。“涌言会”于2016年由亲绿的三立电视董事长林昆海主导组成,俗称“海派”,以“立委”王定宇为代表。民进党还有一些小的派系,比如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为首的苏系,代表人物是他的女儿、“立委”苏巧慧等。
各派系内部还有小的派系。前“立委”邱毅2月1日告诉《环球时报》,新潮流系内分为“南流”和“北流”,前者就是以赖清德为代表,“北流”是以郑文灿为代表,与蔡英文关系更为密切,而蔡英文也通过拉拢郑文灿制衡赖清德,分化南北流。此外,还有一些已消失的派系,像美丽岛系成立于1984年,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许信良等人为代表,1996年后逐渐没落。
2006年7月,民进党全代会通过解散派系的提案,要求立即禁止以派系名义设立办公室、招募会员、收受会费、对外募款等,党职人员和公职人员任职期间应声明退出派系。台北驻日代表谢长廷成立的“福利国连线”就是在此时解散的。这份提案被视为冲着新潮流系而来,但该派系随即转到台面下,成立“台湾新社会智库”,继续培养接班梯队。
新潮流系不像英系等围绕特定核心人物,也不像其他派系只需缴纳一次会费,而是每个月依据职务缴纳固定费用,从助理幕僚的几百元新台币到“立委”、市长一个月上万元,这些钱成为其维系人员培养、选战布局的经费,也是其成为民进党实力最强派系的“秘诀”。“甚至比对敌人更狠”
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实行“派系共治”,各路人马不时结盟,分食“政治蛋糕”。像英系在2016年选举前势力较弱,因此选择与当时党内第二大派系“正国会”结盟。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建民2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民进党内派系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文化,对权力分配至关重要,所以尽管陈水扁当年还废除派系,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派系存在发展的现实。他直言,“谈论派系,其实也是在谈论民进党内部的政治权力分配和斗争”。以2020年“立法院”为例,在民进党61席“立委”中,只有6人没有派系背景,新潮流系人马最多,有18人;其次是英系的14人;第三大派系“正国会”有9人。
“有必要这么急吗?”“4年前被你做掉,这次就是要把你做掉,不然要怎样!”2018年12月13日下午,大门深锁的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办公室尽管不让媒体靠近,但办公室内的呛声、激烈的争吵声,仍然从门内传了出来。当天,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甲级动员,讨论正副议长选举人选推举事宜,结果大家吵成一团,气氛火爆。最后,以时任副议长郭信良为首的非主流派7名议员愤怒地拂袖而去,走出会场时还不断痛骂“蛮干,太鸭霸了”。事后,郭信良与国民党、无党议员联盟结盟,经过两轮投票惊险当选议长。
为了分到“糖”吃,民进党各种党内选举往往杀到“刀刀见骨”,比这刺激的情况有很多,岛内媒体经常提起的就是2019年民进党党内初选,英系人马为了让蔡英文出线,操控网军大举攻击新潮流系的赖清德,逼得赖清德在记者会上不断“求饶”。
还有一些内斗是在台面下进行的。2021年3月,“涌言会”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被爆多次出入同党美女发言人颜若芳的住处,疑有婚外情,两人都声称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一时间,王定宇成了众矢之的。事后有媒体爆出,背后恐涉及民进党内派系斗争。前“立委”李俊毅称,有可能是新潮流系要保现任台南市长黄伟哲,而出手修理王定宇,这件事之后,王定宇要选台南市长大概就没机会了。一名匿名媒体人也在脸书粉专质疑王定宇的料是谁爆的。他说,一般这种婚外情被爆料绝大多数出自原配,但感觉王太太并不知情。联想到绯闻男女主角都是民进党的人,“除非自己人,否则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即使是媒体记者,若不是非常信任的自己人,也不会知道”,所以“爆料者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民进党自己人”。
王建民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起苏贞昌和谢长廷当初争夺党内候选人的情景。他说,两人斗争非常激烈,相互辱骂,除了政治攻击外,用的一些污蔑性语言“前所未见”,甚至比对敌人更狠。再比如,赖清德曾被蔡英文网军“修理”,他这次出头后第一时间就清除了蔡的智囊洪耀福,“这才是赖清德复仇的开始”。不过邱毅提到,蔡英文掌握行政机器,控制情报单位,英系可以收集证据放给媒体曝光,并用财税调查吓阻企业金主金援赖清德。
本质就是“分赃”
“派系共治”被民进党视为赖以稳定的“基石”,陈水扁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担任党主席时就有解散派系的声音出现,也通过了提案,但“派系解散不了”。
不过,一些派系被认为“前景不妙”。一是苏系,以前苏贞昌还能靠“行政院长”的权位维持苏系,现在将面对后继无人的处境。二是英系,该派别高度依赖蔡英文个人,也最大程度地分享蔡英文带来的“政治红利”。一旦蔡英文2024年卸任,本就组织松散的英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原来的不少成员为了各自的政治前途将纷纷改投新主,重新寻找政治靠山。所以蔡英文才会拉拢陈建仁入党,壮大英系力量,避免提前跛脚。
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只为权力,不为发展”感到失望。王建民说,如果矛盾不能调解缓和,中间的浅绿选民肯定感到失望,抛弃民进党。联合新闻网1月30日称,“派系共治”向来是比较斯文的说法,其本质与“分赃”差别不大,蔡当局美其名曰要组成“战斗内阁”来迎战2024年选举,但从“阁员”名单看,“充其量不过是透过资源分配来安抚党内各山头,潜台词是谁也别想造反”。《中国时报》称,从去年“九合一”选举以来,民进党选情处于危急状态,派系抢资源肯定抢破头,稍有闪失就会打破派系平衡,蔡英文寻求表面平衡的布局,恐引发更糟的失衡,进而冲击2024年选情。
不过,民进党向来把冲突表面化。岛内政治学者赖岳谦2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新潮流系虽然在民进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民进党的玩法,他们基本上不会赢者全拿,“是拿大块的,他们走分赃政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进党内部权力斗争很激烈,但大家都会留一条后路。蔡英文也曾在胜选后声称,“民进党可以竞争,但竞争结束了就是团结”。对于2024年选举,国民党仍要保持高度警惕。
“这场盛会恰逢其时”——外国嘉宾看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聚焦】
光明日报记者 陈海波 光明网记者 张安迪
乌镇的青砖黛瓦和声光电影,正成为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与会外国嘉宾认识中国的窗口。
“这场盛会恰逢其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夏泽翰在乌镇峰会上的这句话,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多位参会代表的共同心声。
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无不在表达对数字鸿沟的担忧,对对话交流的渴望。他们从乌镇看到了古老的中国在数字时代的生机,从互联网大会看到了中国在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上的担当和努力。
“谢谢你们坚持助力这一全球盛会的召开。”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真诚地说。
“过去和未来在这里交融”
古朴的江南小镇与新潮的数字技术,会发生什么样的联系?这是英国小伙子卢克这次来乌镇之前,怎么也想不到的。
卢克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留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在癌症诊断方面的应用。尽管三年前已来过乌镇,但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还是头一次。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记者与他偶遇。“这里的东西真让人兴奋。”他告诉记者。
让他感到兴奋的,不仅是这些前沿的数字技术,还有悠久的中国文化。这两者,在乌镇交融。
“乌镇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因为它所有的数字技术都是与它原本的气质相反的。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镇,在这里我看到一种独特的文化融合,就好像是过去和未来在这里交融。”卢克说。
第一次来乌镇的中阿卫视记者、主持人方浩明,与卢克有着类似的感觉。“这里的建筑真让人沉醉,让我感觉仿佛融入了这个地方。”他说,“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这种文化风格。”
这几天方浩明很忙,参加论坛,撰写报道,“感觉每一个论坛都很有意思”。工作之外还体验了元宇宙和裸眼3D。这些数字技术带来的奇妙体验,让他感觉“特别高级、特别真实”。
“这里的氛围很美,很吸引人。”津巴布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坎布里亚·迪咋也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告诉记者,“昨天有机会参观了你们的一个博物馆,那里展示了古老的中国文化,还有现代化的演变。”
“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
“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平台,因为我们看到了国际合作和互动对话。”坎布里亚向记者分享他这两天的参会感受。
他刚参加完两个分论坛,与来自各国的嘉宾交流探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一带一路”互联网国际合作。“在论坛上,我真实地体会到互联网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容易,但也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对话合作。”他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卢克也认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一个极好的对话平台,“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代表参加,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想法。”
可以面对面交流,也可以云端对话。
“尽管不能亲自到场参加会议,我仍然很开心能通过视频形式与大家交流。”新加坡网络安全专员、网络安全局首席执行官戴维·科赫说,“能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网络空间中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非常重要。”
是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把大家聚在了一起。
何迈可说,世界互联网大会已成为中国美国商会的年度大事,“很高兴能有此参会机会,促使我们知新求进”。思科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罗卓克说,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一个汇聚全球政商界领袖,分享创新、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格塔丘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建设更美好的社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可以帮助大家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取长补短。”方浩明告诉记者,他在互联网大会上也认识了许多同行,学到了很多东西。
“中国在国际数字合作中起了很好的领导作用”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引导,数字化有可能加剧已有的不平等,扩大数字鸿沟。”夏泽翰认为,此次乌镇峰会恰逢其时,会议内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开展的工作也高度一致。
夏泽翰指出,当前的数字革命正为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提供巨大机遇,但仍然存在因缺乏平等获取信息的机会而加剧边缘化的情况。中国倡导的数字丝绸之路,正在为全球数字化进程注入强劲动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与中国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等机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中国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方面的其他实践探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引导。“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将继续利用中国的知识和经验,将中国优秀实践分享至全球,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更包容和更平等的发展。”夏泽翰说。
坎布里亚的看法与夏泽翰不谋而合。“中国在国际数字合作中起到了很好的领导作用。”他向记者表示。
坎布里亚认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旨与中国此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十分契合。这次参会经历,让他看到了中国在寻求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上的一以贯之的努力和贡献。
“在数字化转型领域,中国的数字经济充满活力和竞争力。”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阿尔温德·克里希纳表示,尽管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但他相信,信任与合作将确保我们能够一起共克时艰、砥砺前行。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1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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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